《高山下的花环》是李存葆创作的中篇小说，首发于《十月》1982年第6期。该小说通过描写云南边防部队某部三营九连指导员在战前、战中、战后的生活，塑造了一系列有着崇高思想品质、道德情操的当代军人英雄群像，冲破了军事文学“无冲突论”的老套，正视并深刻反映现实生活的矛盾冲突，揭示军队内部矛盾和历史伤痛，展现了广阔的社会生活画面。

1979年春，李存葆以作家身份去云南前线作战部队采访。后来，又到广西参战部队生活。在那里，他和前线官兵一起生活了四个月，目睹了很多豪情悲壮的动人故事。在前线，李存葆边采访边写作，十多万字的报告文学和散文发表在报刊上。但是，他的心里一直酝酿着一部刻画英雄人物内心世界和表现部队人物内心矛盾的作品。李存葆在采访时了解到这样一件事：一个从农村入伍的连队干部，他的家乡属贫困地区，因此生前欠下一笔数目不小的账。他和年轻的妻子感情极深，上战场前，在写给妻子的信中，他真诚地叮嘱，如果自己战死了，她要坚强地活下去，希望妻子和家人，要多想想国家的难处，不要向组织伸手，他欠的账可用抚恤金来还。这就是后来小说及电影《高山下的花环》中梁三喜一家的原型。1982年，在中国作协和总政文化部联合召开的全国军事题材座谈会上，李存葆将早已构思好的《高山下的花环》同《十月》编辑部编辑张守仁讲了，得到了张的支持。会议结束后，他没有回济南部队，而是在北京找了一处僻静之地安下身来，火速赶写，用半个多月就完成了全稿。

《高山下的花环》塑造了梁三喜、赵蒙生、靳开来、“小北京”、雷军长、梁大娘等一系列鲜活的人物形象。小说塑造人物时，采用现实主义手法，从社会实际生活出发，从人物的个性出发，而不是从概念出发、从模式出发，对丑的不粉饰，对美的不夸大，更不神化。靳开来说话粗俗，但他说着怪话，做的却是好事；指导员赵蒙生既有自私、庸俗的一面，又不乏人格自尊。这样的手法深刻揭示了作为普通人精神世界的丰富性和复杂性，真实地再现了他们在一定社会关系中的成长和转变。

同时，作者注意描写一定环境中的人物性格的互相冲突。赵搞“曲线调动”下连队当指导员，他生活懒散，业务水平稀松，还瞧不起农村出身的连队干部，在馒头事件、休假问题上与梁三喜起冲突。对此，治军甚严的连长梁三喜再三忍让，但当部队即将上前线，赵蒙生却在母亲帮助下搞到了调令时，忠厚人梁三喜一下变成靳开来，怒斥这种逃跑行为，尚知军人报国当义无反顾的赵蒙生含羞登上南下军车，此时梁三喜又异常高兴，大小事情都同赵商量，给他改正错误的机会。在一系列冲突中，展现了梁三喜谦和忍让又爱憎分明的性格，也为赵蒙生日后心灵的净化埋下伏笔。在特定的环境中，一个个性格鲜明的人互相撞击，使各自迸发出思想火花，并以此揭示生活的矛盾和人生的意义。

作者一改之前军事作品“神化”、“净化”英雄的倾向，通过真实的描写，将英雄豪情与人之常情统一起来。在临上前线时，连从来都抽劣等旱烟末的梁三喜竟也破例买了两盒“红塔山”，因为在告别人生前最后体味一下生活赐与人的芳香，乃是人之常情。小说中英雄靳开来在激烈的战斗中随身带着全家的合影，并且记得儿子的生日，牺牲前他也没有豪言壮语，而是充满了对生活的留恋，对妻子、孩子、母亲的挚爱。而他死后不能评功的结局，也让作品充满了悲剧色彩。

《高山下的花环》于1982年在《十月》发表后，中央及各省市报纸争相转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连播，先后有74家报纸全文连载，50多家剧团改编上演，曾创下单行本180万册的印刷量。该小说获得1981—1982年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入选1989年美国嘉兰德公司出版的“20世纪世界文学丛书”。2018年9月，《高山下的花环》被评为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周年最有影响力小说。

▲李存葆

李存葆，1946年生，作家、诗人。山东五莲人。曾用笔名茅山。初中毕业回乡务农两年后，于1964年参军，曾任排长，后调团政治处任新闻干事。1970年调济南军区前卫文工团创作室任编导。1979年春，赴云南对越自卫还击战前线采访，荣立三等功。1984年入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学习，1986年起任济南军区文化部创作室创作员，1997年任解放军艺术学院副院长。主要作品有：中篇小说《高山下的花环》、舞剧《火中凤凰》、报告文学《将门虎子》、长篇报告文学《大王魂》、中篇小说《山中，那十九座坟茔》、报告文学《沂蒙九章》、散文《我为捕虎者说》等。

由谢晋执导的影片《高山下的花环》，由同名小说改编，引起巨大轰动，曾获电影百花奖最佳故事片奖以及金鸡奖最佳编剧奖等共计八项大奖。

▲影片《高山下的花环》（1984）海报

▲1984年，导演谢晋（中）和编剧李存葆（右）在《高山下的花环》拍摄现场。

▲影片《高山下的花环》（1984）剧照，由盖克饰演韩玉秀。

图书馆馆藏链接：

《高山下的花环》，李存葆/著，作家出版社，200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