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娃·索贝尔的《我的父亲伽利略：一个女儿眼里的近代科学之父》是一部以全新视角审视伽利略其人其事的传记作品。它不以科学成就的编年罗列为主线，而是借助伽利略长女玛丽亚·切莱斯特修女留存于世的亲笔书信，将一位被后世反复塑造为“科学殉道者”的巨人还原为一个在信仰与真理、荣耀与困顿之间挣扎的普通人。这本书在美国出版时的原名为 Galileo‘s Daughter: A Historical Memoir of Science, Faith, and Love，中文版曾以《伽利略的女儿》为名出版。

全书的主要内容围绕伽利略的公共生活与他女儿在修道院中的隔绝世界交错展开。伽利略早年将两个私生女儿送入佛罗伦萨的圣马泰奥修道院，长女取教名玛丽亚·切莱斯特。她一生未曾离开修道院，却通过持续的书信与父亲保持着极为紧密的联系。这些信件是伽利略与家人之间留下的唯一家书，作者以它们为核心史料，串联起伽利略从帕多瓦时期到佛罗伦萨、再到罗马受审的一生。书中既写到伽利略如何用自制望远镜观测月球表面的凹凸、发现木星的四颗卫星、记录太阳黑子的运动，从而为哥白尼的日心说找到观测依据，也写到他在将著作题献给美第奇家族和教会权贵时表现出的灵活甚至阿谀，以及面对宗教裁判所审讯时的恐惧与妥协。与此同时，玛丽亚·切莱斯特在修道院中的生活构成了另一条平行的叙事线索：她为父亲缝补衣物、誊抄手稿，在伽利略被审判期间承受着巨大的精神压力，甚至曾表示愿意替父服刑。这些细节使得伽利略的形象不再是一个单维度的真理斗士，而是一个有着世俗牵挂、经济压力与情感依赖的父亲。

作者索贝尔选择以伽利略与女儿之间的书信作为开掘这段历史的“地图”，而不是依赖后人的评述或宏大的科学史框架。她对每一处场景和对话的呈现都力求有据可查，书中没有虚构的想象性描写。正如一篇中文书评所指出的，作者“以考古学家的细心和严谨，精心选择进入这段历史的入口”。这种写法使得全书在保持学术严谨性的同时，又具有小说般的可读性。《纽约时报书评》的评论者艾伦·莱特曼曾评价说，索贝尔凭借对书信片段的选取和强烈的故事感，“让一个伟大的科学家复活了”。

本书非常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对玛丽亚·切莱斯特的着力刻画。在传统的伽利略传记中，这位修女几乎不占据任何位置，而在这本书里，她从一个历史注脚变成了叙事的重要支点，她的温柔坚韧与伽利略在外部世界中的激烈抗争形成了持续的对照。

▲玛丽亚·切莱斯特的画像（存疑）

本书获得了相当广泛的认可。它入围了2000年普利策奖传记类最终名单，并获得了1999年《洛杉矶时报》图书奖科技类奖项以及2000年克里斯托弗奖。平装本曾连续五周位居《纽约时报》畅销书榜首，据此书改编的两小时纪录片《伽利略的星空之战》于2002年在公共电视网播出，并获得艾美奖历史类节目奖。《新闻周刊》称其为“创新的历史写作，一个讲述得极为精彩的故事”，英国《星期日邮报》则形容它像一幅“闪耀的佛罗伦萨马赛克”，前景是紧张的法庭戏剧，中景是十七世纪自然哲学线索的从容展开，背景则是托斯卡纳阳光下橄榄绿的山丘与赭红色的屋顶。当然，也有评论指出书中对私人信件的聚焦有时使叙事节奏偏慢，部分读者可能觉得视角过于受限。但总体而言，这本书在科学史写作的通俗化与严谨性之间找到了一种少见的平衡。

达娃·索贝尔1947年生于纽约布朗克斯，毕业于布朗克斯科学高中，后在纽约州立大学宾汉姆顿分校获得学士学位。她的职业生涯始于新闻业，1970年进入报社工作，后来成为《纽约时报》科学新闻部的记者。在《纽约时报》工作两年后，她转为自由撰稿人，为《奥杜邦》《发现》《纽约客》《哈佛杂志》等刊物撰写科学题材的文章。1993年在哈佛大学举行的一次经度研讨会使她从杂志自由撰稿人转变为科学史书籍的作者。1995年出版的《经度》获得了意想不到的成功，使她得以投入需要多年研究才能完成的写作计划。此后她陆续出版了《伽利略的女儿》（1999）、《一星一世界》（2005）、《更完美的天堂》（2011）、《玻璃宇宙》（2016）以及《居里夫人元素》（2024）等作品，并与天文学家弗兰克·德雷克合著了多部书籍。索贝尔长期致力于提升公众对科学的理解，曾获美国国家科学委员会“个人公众服务奖”、波士顿科学博物馆“布拉德福德·沃什伯恩奖”等奖项，还曾担任国际天文学联合会行星定义委员会中唯一的非科学家委员，参与了冥王星地位决议草案的讨论。为表彰她在天文写作方面的贡献，一颗小行星被命名为“30935 Davasobel”。

图书馆馆藏链接：

《我的父亲伽利略：一个女儿眼里的近代科学之父》，[美]达娃·索贝尔/著，肖明波/译，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2026年。

《伽利略的女儿：科学、信仰和爱的历史回忆》，[美]达娃·索贝尔/著，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