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边风景》是王蒙创作的长篇小说，初稿完成于1972年至1974年间，1978年曾做过一次修改，但一直未能出版，手稿被尘封近40年，直到2012年才由家人在旧屋中发现，经王蒙校订后于2013年由花城出版社正式出版。小说以1962年至1964年新疆伊犁农村为背景，围绕公社粮食盗窃案展开叙事，全景式描绘了维吾尔族、汉族等多民族聚居区的生产生活、风俗人情与政治运动，全书近70万字，涉及人物近百个。这部作品于2015年获得第九届茅盾文学奖，使81岁的王蒙首次获此殊荣，也被评论界视为王蒙新疆书写中最具史诗品格的代表作之一。

小说的故事开端于1962年5月，维吾尔族基层干部伊力哈穆从乌鲁木齐返回伊犁家乡，阔别数年，他急切地想重新投入故土的生产与生活。然而他归来的时节并不平静，1962年伊犁—塔城地区刚刚发生过边民外逃事件，边境一带人心浮动，农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正在紧张进行，干群关系、民族关系都处在敏感而复杂的关口。

伊力哈穆回到村里，很快发现爱国大队的问题远比表面严重。大队长老库图库扎尔是个典型的“四不清”干部，他利用职权中饱私囊，作风霸道，与群众离心离德，大队生产也搞得一团糟。更深层的不安来自政治暗流：前科长麦素木曾在边民外逃事件中蠢蠢欲动，虽然外逃未遂，却仍在暗中活动；而在伊宁市深处，还有一个叫亚力买买提的幕后人物，与麦素木等人勾结，伺机制造事端。伊力哈穆回乡不久，一桩蹊跷的案件打破了村庄的平静：4月30日夜间，爱国大队仓库里两吨多小麦不翼而飞。这起盗窃案成为整部小说的核心引线，牵出了基层单位内部的阶级斗争、干部腐化与敌我矛盾交织的复杂局面。

面对乱象，伊力哈穆与大队党支部书记里希提站在一起，力图整顿大队班子、挽回群众信任。县委书记赛里木、公社党委书记赵志恒也先后介入，支持对库图库扎尔问题的调查。随后，“四清”工作队进驻农村，队长尹中信带来上级运动的政策与力度，一场针对基层干部“四不清”问题的清查在爱国大队及周边展开。运动层层深入，揭发、批判、背靠背谈话、面对面交锋相继上演，库图库扎尔的问题逐渐暴露，麦素木与亚力买买提的暗中串联也被察觉，敌我两条线索在查案与清队的过程中逐步交汇。

在斗争的大框架下，普通社员的生活与命运被裹挟其中，呈现出各自的悲欢。泰外库是一个性情质朴的青年，他苦恋着独手姑娘爱弥拉克孜，这份感情单纯而执着，却在动荡的时局中历经波折。雪林姑丽与艾拜杜拉的婚姻也并非一帆风顺，家庭的矛盾、外界的干扰让这对年轻夫妇尝尽了生活的艰涩。最令人痛心的是乌尔汗的遭遇，这个老实本分的妇女被诬陷为叛国未遂分子，受尽凌辱与折磨，她的悲剧成为那个时代普通人无力自保的缩影。这些情感与命运线索穿插在查案与运动的间隙，构成了小说最动人的血肉。

随着“四清”运动的推进，各种矛盾不断激化又不断被厘清。伊力哈穆和里希提等人既要与库图库扎尔这样的腐化干部周旋，又要应对麦素木、亚力买买提等人的政治破坏，还要在生产一线带领群众抗旱、抢收、搞副业，力图把运动落到实处。小麦被盗案的真相在调查中日趋明朗，库图库扎尔的贪腐事实被逐步坐实，麦素木等人的反动活动也受到打击。与此同时，泰外库最终用真诚打动了爱弥拉克孜，两颗心在艰难中靠近；雪林姑丽与艾拜杜拉也在风波后重新找回了家庭的安宁；乌尔汗的冤屈则在运动后期得到正视，她的遭遇引发了人们对政策与干部作风的深刻反思。

时间来到1964年底，中共中央颁布《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政策风向发生转变，运动开始降温，强调团结大多数、缩小打击面。爱国大队的清查工作随之进入收尾阶段，库图库扎尔被撤换，大队班子得到整顿，麦素木与亚力买买提的势力受到重创，农村的生产秩序与社会关系在震荡后逐步恢复。伊力哈穆站在熟悉的土地上，看着社员们重新投入春耕与日常劳作，泰外库和爱弥拉克孜开始了新的生活，乌尔汗的冤案得到平反，雪林姑丽的家庭重归和睦。边境外逃的阴影虽未完全散去，但村庄里拉面条与奶茶的香气依旧，人们在大地上继续着日复一日的劳作与生存，故事在这样一种历经风暴后的平静中收束。

《这边风景》的主题思想首先体现为对民族团结与国家认同的深切呼唤。小说将故事置于1962年伊犁—塔城边民外逃事件（即“伊塔事件”）后的特殊历史节点，通过描写汉族农技员杨辉与维吾尔族群众的互助、各民族干部群众的共同劳动，反复强调“祖国颂”式的爱国主义情怀。王蒙借书中人物之口表达了“上面千条线，基层一根针”的基层国家意识，将社会主义祖国的方针政策与边疆百姓的日常生活紧密勾连，最终升华为“我们与祖国同在”的集体宣言。这种民族—国家意识并非空洞的口号，而是与改善民生、缓解民族矛盾、巩固边疆安全的现实关怀结合在一起，具有穿越历史的延续性。

小说的另一重要主题是对干群关系与干部素质的批判性审视。王蒙以“四清”运动为叙事框架，却将笔触聚焦于基层单位的党内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着力揭露库图库扎尔这类“四不清”干部如何脱离群众、以权谋私，进而导致干群关系恶化。这种对干部队伍问题的敏感，延续了作者从《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以来一以贯之的现实批判精神，只是在新疆16年的底层历练中，这种批判被赋予了更为沉痛的切身体验。小说通过受尽凌辱的乌尔汗之口，发出了“多发一些有利于老实巴交的好人、不利于兴风作浪的奸贼的文件”的朴素呼吁，实质上是对制度化地保障普通人权益的深层期盼。

更为根本的主题，是王蒙对日常生活不可摧毁之价值的坚定信念。尽管小说诞生于高度政治化的年代，不得不套用阶级斗争的叙事外壳，但作者真正倾注心血的是对伊犁风物、民族习俗、饮食起居、婚丧嫁娶、劳动场景的细致描摹。王蒙在“小说人语”中自述，即便有过时的标签、说法和文件，但“生活仍然依旧，青春依然依旧，人性依旧，爱依旧，拉面条与奶茶仍然甘美”。这种对大地、对人民、对具体生活的忠诚，使小说超越了特定时代的政治局限，成为一曲关于人的尊严与生命韧性的赞歌。新疆作家阿扎提·苏里坦评价说，王蒙不去着眼政治事件，而是主要写人、写人性美，这正是40年后读者仍然喜爱这部作品的原因。

从艺术特色来看，《这边风景》最突出的成就是其百科全书式的细节描写与民族地域风情呈现。小说对伊犁的自然风光、物产气候、维吾尔族的婚丧嫁娶、邻里接待、宗教习俗、饮食服饰进行了堪称“入木三分”的细腻表现，仅打馕一项就写了数页，穿针方向、木工刨子的使用方式、牛奶洒落地面后的处理方式等细节，都体现出作者与当地民族“同吃同住同劳动”后获得的深透观察。这种写实功力被评论者比作“20世纪60年代伊犁的《清明上河图》”，其细节之丰富、之鲜活，在当代汉族作家描写少数民族生活的作品中极为罕见。

小说的语言艺术同样独具一格。王蒙大量采用维吾尔语直译的汉语表达，形成所谓的“维汉混合语体”，既极大丰富了汉语的表现力，又保留了少数民族语言的独特韵味与思维习惯。例如维吾尔语中“再见”的礼貌表达、“我能有多少办法”的委婉说法，都被直接转化为汉语叙述，甚至反派人物麦素木用维吾尔文写的匿名信也被译成汉语嵌入文本，成为维汉语文完美糅合的范例。此外，小说中对库瓦汗吵架、尼牙孜笑容的描写，已萌生出后来王蒙标志性的“王蒙式幽默”，在严峻的政治氛围中注入了民间的机智与诙谐。

在人物塑造方面，小说展现了复杂而深刻的群像刻画能力。全书提到人物82个，正面描写约40位，既有伊力哈穆、赛里木等承载理想主义光芒的正面人物，也有阿卜都热合曼、阿西穆、泰外库等各具脾性的中间人物，更有库图库扎尔、麦素木、亚力买买提等令人过目难忘的反派形象。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王蒙以罕见的爱心与柔情塑造了一系列维吾尔族女性形象，如美丽善良却命运多舛的雪林姑丽、独手而内心丰富的爱弥拉克孜、被诬陷的乌尔汗等，这些人物极大地彰显了人性尊严，也构成了王蒙创作中一以贯之的女性书写脉络。心理描写方面，小说对麦素木在“文件”下达前后的心理变化、库图库扎尔的精神成长史，都有大段夹叙夹议的深入剖析，呈现出托尔斯泰式“心灵辩证法”的气象。

小说的结构形式也颇具匠心。王蒙在每章正文之后设置了“小说人语”，以79岁的“今我”视角点评39岁的“昔我”创作，形成跨越40年的自我对话。这种处理方式既为作品增添了历史感与时代感，也为读者理解那个特殊年代的创作语境提供了作者本人的阐释框架，使一部带有鲜明时代印记的旧作获得了与现代读者沟通的可能。从创作方法上看，这部写于1970年代的作品虽以现实主义为底色，注重情节逻辑与悬念设置，但在泰外库等人物的心理刻画中，已隐约可见意识流手法的萌芽，这为王蒙1980年代后《春之声》《夜的眼》等现代主义实验埋下了伏笔，构成了其创作谱系中承上启下的关键环节。

《这边风景》出版后获得了高度评价与广泛影响。2015年8月16日，81岁的王蒙凭借此书获得第九届茅盾文学奖，评委会认为这是一部描写新疆伊犁农村生活的百科全书式小说。新疆文学界对这部作品尤为推崇，新疆作协主席阿扎提·苏里坦称其为“汉族作家也包括其他民族作家写新疆具体说写维吾尔人的最详细、最准确、最深刻、篇幅最长的作品”，维吾尔文版责任编辑艾尔肯·希力甫则认为它“就像是本民族作家写就的一部杰作”。小说还被译成维吾尔文出版，在少数民族读者中产生了强烈共鸣。评论界普遍认为，《这边风景》与1980年代的《在伊犁》共同构成王蒙新疆书写的“双璧”，而其史诗般的宏大规模与对1960年代边疆农村总体生活样貌的真实记录，使其成为研究那个时代社会史与文学史的重要文本。

▲2019 年王蒙被授予 “人民艺术家” 国家荣誉称号。

王蒙，1934年生于北京，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创作生涯最为漫长的作家之一。他19岁开始文学创作，1953年着手撰写长篇小说《青春万岁》，1956年发表短篇小说《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因大胆揭露官僚主义弊端而引起轰动，也因此在1957年被划为“右派”。1963年12月，29岁的王蒙带着妻子和孩子离开北京，远赴新疆，先是在乌鲁木齐，后主动要求到伊犁农村劳动锻炼，在巴彦岱乡度过了7年“同吃同住同劳作”的生活。这段长达16年的新疆岁月，是王蒙人生的重大转折，他学会了维吾尔语，深度融入了当地各民族的生活，新疆由此成为他的“第二故乡”和精神故乡。1978年平反后，王蒙重返文坛，迎来创作的第二个高峰期，先后写出《布礼》《蝴蝶》《风筝飘带》《活动变人形》等一系列重要作品，其创作风格从现实主义逐渐转向现代主义实验。1986年至1989年，王蒙出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部长，是当代作家中少有的进入国家文化管理核心层的人物。进入1990年代后，他继续以旺盛的精力创作“季节系列”长篇小说，2019年被授予“人民艺术家”国家荣誉称号。

王蒙的创作脉络大致可分为几个阶段。1950年代的《青春万岁》《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奠定了他理想主义与现实批判并重的基本底色，热烈歌颂青春、劳动与新中国，同时保持对官僚主义和人性弱点的敏锐洞察。1960年代至1970年代的新疆时期，是他的创作潜伏期与积蓄期，《这边风景》正是这一阶段最重要的文学成果，它内在地承续了1950年代的理想主义余绪，如对爱与劳动的礼赞、强烈的抒情性，同时又因底层历练而获得了更为厚重的平民思想与历史意识。1980年代以后，王蒙成为当代文学现代主义写作的开拓者，意识流、荒诞派、黑色幽默等手法被大量引入创作，但新疆16年的生活经验始终是他最重要的精神源头之一，无论是《在伊犁》系列散文，还是《这边风景》这样的长篇巨制，都反复印证着他“故国八千里，风云三十年”的人生感慨。

图书馆馆藏链接：

《这边风景》，王蒙/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年1月。

《这边风景》，王蒙/著，花城出版社，2018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