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葫芦引》四部曲：《南渡记》《东藏记》《西征记》《北归记》。

《东藏记》是宗璞长篇系列《野葫芦引》的第二卷，作为独立成篇的作品出版于2001年。小说以抗日战争时期西南联合大学（书中化名“明仑大学”）为背景，延续了《南渡记》的故事脉络，聚焦于一群知识分子南迁昆明后的生活图景。书名“东藏”取“东躲西藏”之意，暗喻战争阴影下文化火种的艰难存续。

宗璞以亲历者视角，将九岁随父冯友兰南迁的童年记忆熔铸为文字。宗璞创作此书时已患眼疾，写作完全靠口授完成。她在后记中写道：“我写得很苦，但即使泪流满面，内心总有一种创造的快乐。”最终耗时七年，她完成了这部"浸入骨髓的文化质感"之作。

小说的情节如同一条平静而深沉的河流，表面是昆明乡间的日常琐碎，底下却涌动着时代的洪流。我们跟随着历史系教授孟樾一家，看他们从借住的祠堂搬到更偏远的龙尾村，躲避日益频繁的空袭。孟先生埋首书斋，研究着中国历史上的历次“南渡”，思索着民族的命运；他的夫人吕碧初，一位温婉而坚韧的女性，则为了柴米油盐操劳，甚至在街头摆起“太太摊”以贴补家用，她的篮底总放着一本《唐诗三百首》，那是她精神的慰藉。他们的两个女儿，峨与嵋，在战火中经历着青春的懵懂与成长的阵痛。大女儿峨的情感悲剧——她赌气应允的婚姻，以新郎官次日意外坠崖的惨剧告终——为小说添上了一抹沉重的个人命运色彩。书中还有形形色色的人物，有醉心学问、不畏危险的教授，也有在琐事中拌嘴计较的邻居，有流亡至此的犹太夫妇，他们的存在共同织就了一幅充满烟火气却又饱含悲悯的乱世群像。

这一切琐碎而真实的日常，最终都汇聚成一个深刻的主题：文明在野蛮冲击下的韧性。炸弹可以摧毁校舍，却无法摧毁教授们在防空洞口讨论甲骨文的精神；饥饿可以折磨身体，却不能磨灭人们对诗书礼乐的向往。宗璞先生通过这些故事告诉我们，真正的力量并非总是呐喊与冲锋，有时它更体现为一种沉默的坚守，是孟樾在油灯下写就的史书，是吕碧初篮底的诗集，是学生们在警报声中依然响起的琅琅书声。这是一种“柔弱之力”，是文化人特有的抵抗方式，它守护的是民族最根本的魂脉。

这部小说的艺术特色也如其主题一般，含蓄而深刻。宗璞的文字有中国古典文学的神韵，干净、克制，却蕴含着巨大的情感力量。她写空袭后的惨状，不说悲痛，只写“天还是那样蓝，云彩还是那样飘逸”，巨大的悲凉便在这平静的叙述中弥漫开来。小说的结构看似松散，随人物的日常生活自然流动，实则精心编织，每个人物、每个细节都如同拼图，最终完整地呈现了那个时代的风貌与精神。

《东藏记》自问世以来便获得了很高的评价。评论家们称赞它以一种内敛而矜持的叙事，完成了对一代知识分子精神史诗的铸造。它不同于其他抗战题材作品的宏大叙事，而是潜入生活的细部，让人们从另一个更贴近人心的角度，去理解那段历史，去感受那群“弦歌不辍”的人们的高贵灵魂。它所描绘的西南联大精神，至今仍是学界和文化界津津乐道并深深怀念的典范。

2005年，《东藏记》获第六届茅盾文学奖。 2019年，《东藏记》入选“新中国70年70部长篇小说典藏”。

▲宗璞与父亲冯友兰

宗璞，1928年生于北京，本名冯宗璞，是著名哲学家冯友兰之女。幼居清华园，受父亲冯友兰影响，五岁诵《唐诗》，九岁读《红楼梦》，奠定古典文学根基。

抗战时期随家南迁昆明，就读西南联大附中，15岁以笔名“简平”发表散文，初显文采。1948年转入清华大学外文系，广泛阅读哈代、卡夫卡等西方作家，同年发表小说处女作《A·K·C》。1951年毕业后任职政务院宗教事务处，后调至《文艺报》，1957年发表《红豆》，因描写知识分子爱情悲剧遭批判，封笔至1978年。

1980年代重启创作，代表作《野葫芦引》四部曲（1987-2017）历时33年完成，被誉为“中国现代知识分子题材长篇的里程碑”。其中《东藏记》获第六届茅盾文学奖（2005）。晚年视力严重衰退，靠口述完成《西征记》《北归记》，后者获施耐庵文学奖（2018）。

宗璞的创作贯通中西，既承袭中国古典文学“哀而不伤”的美学，又吸纳现代主义技巧，成为当代文学中独特的存在。

图书馆馆藏链接：

《东藏记》，宗璞 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年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