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是西汉史学家司马迁撰写的纪传体史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作品中撰写了上至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代，下至汉武帝太初四年间共3000多年的历史。
司马迁之父司马谈曾任太史令，将修史作为自己的神圣使命，有意继续编订《春秋》以后的史事，可惜壮志未酬。元封元年，汉武帝进行封禅大典，司马谈因病无缘参与当世盛事，引为终生之憾，忧愤而死，死前将遗志付与儿子司马迁。
司马迁子承父志，继任太史令。他早年受学于孔安国、董仲舒，漫游各地，了解风俗，采集传闻。初任郎中，奉使西南。太初元年（前104年），司马迁开始了《史记》的创作。
但是，事出意外，天汉三年（前98年），李陵战败投降匈奴，司马迁因向汉武帝辩护事情原委而被捕入狱，并处以宫刑，在形体和精神上给了他巨大的创伤。
出狱后，司马迁任中书令，他忍辱含垢，发奋继续著书，最终完成了《史记》的创作。
《史记》规模巨大，体系完备，共130篇，52.65万字，体例上包括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
本纪，以王朝的更替为体，按年月时间记述帝王的言行政绩。
表，用表格来简列世系、人物和史事。
书，记述制度发展，涉及礼乐制度、天文兵律、社会经济、河渠地理等方面内容。
世家，记述子孙世袭的王侯封国史迹和特别重要人物事迹。
列传，是帝王诸侯外其他各方面代表人物的生平事迹和少数民族的传记。
《史记》首创的纪传体编史方法为后来历代“正史”所传承，被列为“二十四史”之首。《史记》与《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合称“前四史”，是中国古代最为辉煌的历史著作。
《史记》还是一部优秀的文学著作，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它在文学上的成就主要体现在人物形象的塑造和刻画上。
《史记》塑造人物，常有丰富而传神的细节描写。如写项羽见到秦始皇南巡时脱口说出：“彼可取而代也！”展现了他粗豪率直的性格。而刘邦看见秦始皇的排场时却说：“嗟乎！大丈夫当如此也！”虽然表达了跟项羽同样的志向，但话说得委婉曲折，能控制自己的感情。这样的细节描写，非常形象地表现出二人不同的个性。
《史记》写人物，擅长正面描写与侧面描写相结合。如《项羽本纪》写巨鹿之战，项羽破釜沉舟引兵渡河，“楚战士无不一以当十”，所向披靡，无坚不摧——这是正面描写。再看看诸侯军的反应，“诸侯军救巨鹿下者十余壁，莫敢纵兵。及楚击秦，诸将皆从壁上观”，“诸侯军无不人人惴恐”，“于是已破秦军，项羽召见诸侯将，入辕门，无不膝行而前，莫敢仰视。”——这是侧面搭边 与。正面描写，写出了项羽不畏强敌的精神、无比旺盛的斗志，侧面描写写莫敢纵兵、人人惴恐的诸侯军，更是反衬出了项羽的英雄气概。
《史记》善于在矛盾冲突中表现人物。如《项羽本纪》中的“鸿门宴”，表面平静，实则杀机四伏，各种矛盾都来到了聚光灯下，众多人物在明争暗斗和彼此映衬中展示出了各自鲜明的个性。刘邦的圆滑奸诈，项羽的率直寡谋，张良的深谋从容，范增的偏狭与急躁，樊哙的粗犷豪放，项伯的善良与愚昧，传神尽相，如在眼前。
《史记》还擅长场面与氛围的描写，尤其是悲剧氛围的描写，衬托人物的风姿，感人至深。如《项羽本纪》中的“四面楚歌”，写英雄末路的悲凉：
项王军壁垓下，兵少食尽，汉军及诸侯兵围之数重。夜闻汉军四面皆楚歌，项王乃大惊曰:“汉皆已得楚乎?是何楚人之多也!”项王则夜起，饮帐中。有美人名虞，常幸从；骏马名骓，常骑之。于是项王乃悲歌慷慨，自为诗曰:“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歌数阕，美人和之。项王泣数行下，左右皆泣，莫能仰视。
如《刺客列传》中的“易水送别”，既写出了荆轲视死如归的精神风貌，也渲染了悲剧氛围：
太子及宾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至易水之上，既祖，取道，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为变徵之声，士皆垂泪涕泣。又前而为歌曰：“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复为羽声伉慨，士皆瞋目，发尽上指冠。于是荆轲就车而去，终已不顾。
《史记》以其高度的艺术成就，成为中国早期叙事文学的典范，对后世的小说、戏剧、传记文学、散文，都有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王伯祥先生的《史记选》，精选《史记》中著名和精彩的篇章，加以详细注释和解说，是各类《史记》选本中质量较高和比较权威的一部。
▲王伯祥，画家苏文画
王伯祥（1890—1975），江苏苏州人，现代文史研究专家。
1906年考入苏州中西学堂。次年考入苏州公立中学，被编入二年级学习，开始从事学术文艺活动。1908年与吴宾若、顾颉刚、叶圣陶等组织诗社——放社。毕业后入苏州角直镇县立第五高等小学任教，同时任北京大学国学门通讯研究员。1919年1月与叶圣陶一同署名在《新潮》创刊号上发表《对于小学作文教授之意见》一文。同年冬，又与叶圣陶等创办《直声》文艺周刊。
其后曾任教于厦门集美学校、北京大学中文系，担任上海商务印书馆史地部编辑10余年。在此期间，著有《三国史略》《郑成功》《太平天国革命史》《中日战争》等著作，编辑史、地教科书多种，并有《四库全书述略》《古史辩今古文学》《辛弃疾的生平》等论文，发表于各杂志。1921年1月，文学研究会成立。王伯祥作为该会员参加了许多重要活动，并与郑振铎成为莫逆之交。“五卅“运动时，与郑振铎等创办《公理日报》，在运动中起了积极作用。
1932年离开商务印书馆到开明书店任编辑，直至新中国成立后开明书店与青年出版社合并成立中国青年出版社。这一时期除编写了若干教科书以外，还编集出版了《二十五史》《二十五史补编》等。出版于1937年3月的《二十五史补编》将古今学者为各史的书志表谱所作的增补、注释、考订、校勘诸作，尽力搜采，共得245种。其中有不少通行本原来残缺不全，王伯祥都尽力寻求全帙收入，更有多种著作，仅有稿本，也尽力钞录付刊。从而使文史研究者免去很多翻检之劳。
1953年，应郑振铎之邀，到文学研究所（原属北京大学，后属中国科学院，今属中国社会科学院）任研究员，并在学术上做出了突出的贡献，编著了《史记选》、《增订李太白年谱》，参与了古籍《四库全书总目》的整理。此外，还编辑了自己的题跋集《庋稼偶识》，校点过王夫之的《黄书》、《噩梦》、《思问录》、《俟解》和严衍的《资治通鉴补》，增补了范希曾的《书目答问补正》等。
1975年12月去世。
《史记选》的选注工作开始于1953年。王伯祥为了迎接司马迁诞生2100周年纪念，夜以继日地著书，终于在1955年8月定稿。选注历时虽仅两年，但实际上是融入了王伯样一生研究《史记》的心血。
这部书前有《序例》，它系统地论及作家的生平、《史记》的伟大史学成就、伟大文学成就、深远的影响以及版本知识等，是一篇有独到见解的《史记》论，也是一篇富于启示性的《史记》研究指南。
王伯祥编选这部书特别强调它在传记文学上的文学性。他说：“在司马迁以前，没有专写个人的传记。他独能窥见人的一生是活生生的整体，若把它分系在‘以事为纲’的记载上就算了事，那就破坏了这个整体，无异支解了这个人物。所以他每用多种多样的方式来写传记。就这一点看。可以说司马迁在中国文学史上是第一个发见‘典型人物’的人。”（《序例》注）基于这一认识，他的书“只选了描写生动而故事性较强的记叙文二十篇，凡是‘表’‘志’和其它偏重年代、世系或议论的‘纪’‘传’概从割舍”（《序例》）。从他选的《项羽本纪》《陈涉世家》《留侯世家》《廉颇蔺相如列传》《刺客列传》《淮阴侯列传》《魏其武安侯列传》《李将军列传》等篇来看，确实篇篇都是文艺珍品。本书注释，详赡准确，涉及音读、字义、语汇、地名、人名、宫名、器物名和典章制度等，体现出深厚的学术功底。迄今为止它仍是国内外出版的《史记》选本中学术水平最高的一种，出版后一版再版，深受读者的欢迎。
图书馆馆藏链接：
《史记选》，王伯祥选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
